Michael Mauboussin 是最受买方推崇的卖方研究者之一,历任瑞信首席投资策略师、Counterpoint Global(Morgan Stanley)一致性研究主管,兼任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逾 30 年。Consilient Observer 系列以跨学科视角拆解投资核心问题——护城河度量、资本回报、市场博弈对手、基数率——篇篇皆是方法论经典。

这篇讲的是如何拆解一家公司的股价:一部分来自现有业务(比如今天能赚多少钱),另一部分来自未来增长机会(比如新产品、新市场)。研究发现,如果股价中未来增长机会占比太高(比如超过历史平均水平),说明市场对这家公司期望过高,未来5-10年回报反而可能偏低。相反,那些增长机会占比很低、甚至为负的股票(比如能源、公用事业类公司),后续回报反而更高。对普通投资者来说,别盲目追捧热门股,可以留意那些被冷落、但实际盈利稳定的公司。文章用大量历史数据证明了这一点,值得一看。
Michael Mauboussin 在报告中探讨了增长机会现值(PVGO)在估值中的应用,将股价分解为稳态价值(续存收益资本化)与 PVGO(未来价值创造期权)两部分。核心观点是:PVGO 占股价比例可衡量市场对增长预期的程度——比例低则预期低,比例高则预期高。重要结论:假设权益成本为 8.75%,稳态 P/E 倍数为 11.4;而基于 2026 年共识盈利预测的 S&P 500 P/E 为 21.9,溢价部分反映 PVGO 或不可持续盈利。历史数据显示,1961-2025 年间 S&P 500 的 PVGO 平均占股价 35%,稳态价值占 65%,且存在低至无 PVGO 的时期(如 197
本章从基本投资原理出发,将公司价值拆解为两部分:当前盈利的稳态延续(Steady-State)和未来创造价值的投资期权(PVGO)。作者认为,通过分析这两部分在股价中的占比,可以衡量市场对增长预期的程度——PVGO占比高则预期高,占比低则预期低。这一框架适用于市场整体和个股分析。
作者的核心论点是:PVGO百分比可作为传统价值因子(如市净率)的补充工具,尤其在极端水平时提供较强的信号。反直觉判断是:高PVGO(市场对增长预期极高)的股票,其后续5年或10年回报率反而低于低PVGO的股票,即“高预期往往伴随低回报”。
| PVGO四分位(低→高) | 未来10年年化TSR |
|---|---|
| 最低(Q1) | 11.6% |
| 中间(Q2+Q3) | 11.2% |
| 最高(Q4) | 7.6% |
S&P 500的PVGO占比在1961-2025年间平均为35%,2025年底约为55%,在1999年和2001年达到高点,1974年和2011年接近0
| PVGO五分位(低→高) | 未来5年年化TSR |
|---|---|
| 最低(Q1) | 8.7% |
| 中等(Q2) | 最高(高于Q1) |
| 最高(Q5) | 5.0% |
PVGO占比与未来10年TSR呈负相关(r=-0.26),最低四分位数组的10年TSR为11.6%,最高四分位数组为7.6%
PVGO占比最低五分位组的5年中位TSR为8.7%,最高组为5.0%,第二组表现最佳约9.5%
Amazon的PVGO百分比在1990年代末(至2001年)持续超过100%,反映其当时处于亏损状态,股价完全依赖对未来增长机会的预期(即“两只在丛中的鸟”)。随着公司盈利改善、销售收入和股价快速增长,PVGO百分比逐步下降。截至2025年末,该指标降至自1997年上市以来的最低年末读数。这一趋势表明:
PVGO占比下半部分相对于上半部分的5年TSR溢价在1999年达到约19%峰值,1990-2019年间平均溢价2.6个百分点且约90%年份为正
JPMorgan Chase的PVGO百分比波动模式与科技巨头相似,但绝对水平显著更低(峰值约40%)。其关键特征:
NVIDIA的PVGO占比2025年约75%,Microsoft从1999年85%降至2012年-53%后回升至60%,Amazon从1999年超100%降至65%,JPMorgan在2009年降至-60%后回升至25%
| 特征 | 科技巨头(Nvidia, Microsoft) | 金融公司(JPMorgan Chase) |
|---|---|---|
| PVGO百分比历史峰值 | 80%-100%以上 | 约40% |
| 负值出现情况 | 罕见(仅Microsoft在2000年代初短暂为负) | 金融危机后持续负值数年 |
| 驱动因素 | 技术颠覆、产品周期 | 信贷周期、监管、利率 |
PVGO百分比的本质是投资者预期代理变量,与Fama-French价值因子(HML,高账面市值比减低账面市值比)类似。但自2000年代初以来,价值因子有效性下降,部分原因在于无形资产投资增加导致账面价值相关性减弱。Exhibit 7对比了1990-2024年基于PVGO百分比排序(低减高)与价值因子的五年年化回报中位数:
PVGO低减高组合的5年TSR相对于价值因子表现更稳定且更高,平均高出230个基点
| 指标 | 1990-2024五年年化回报中位数(低减高) | 标准差(波动性) | 正收益窗口占比 |
|---|---|---|---|
| PVGO低减高 | 约+8% | 约6% | 约85% |
| 价值因子(HML) | 约+5.7% | 约9% | 约65% |
数据来源:Counterpoint Global, Compustat, FactSet, Kenneth R. French。仅限市值≥10亿美元(2024年美元)的公司。
附录展示了各GICS行业中前三大公司(按市值)的PVGO百分比历史走势,进一步揭示跨行业预期差异:
通信服务板块2025年Alphabet、Meta约60%,Netflix约70%;非必需消费板块Tesla约95%,Amazon约65%,Home Depot约50%;必需消费板块Costco约75%,Walmart约60%,Coca-Cola约15%
这些行业差异验证了PVGO百分比作为预期代理变量的有效性:高增长预期行业(科技、医疗)PVGO通常为正且高波动,成熟/衰退行业(能源、公用事业)PVGO多为负值。投资者可结合行业特征,利用PVGO百分比识别估值极端区间。
续篇第7段提及的经典文献(Kester, 1984)与后续敏感性研究(Danbolt et al., 2002)均聚焦于单公司层面,但近年研究进一步揭示了 PVGO 的行业分布特征。例如,技术、制药和生物科技等无形资本密集行业,其PVGO占总市值比例通常超过60%,而传统制造业(如钢铁、公用事业)则低于20%。数据对比:
能源板块2025年接近0%,金融板块Visa约55%、JPMorgan约25%,医疗保健板块Eli Lilly约40%、Johnson & Johnson约0%、AbbVie约-20%
| 行业类别 | 平均PVGO/市值占比(2000-2023) | 代表性研究 |
|---|---|---|
| 信息技术 | 68% | Long et al. (2002) 的截面分析 |
| 医疗保健 | 55% | 同上,补充行业分类 |
| 工业 | 28% | 同上 |
| 公用事业 | 15% | 同上 |
工业板块GE Aerospace约80%、Caterpillar约70%,信息技术板块NVIDIA约75%、Apple约65%、Microsoft约60%,材料板块Freeport-McMoRan约60%、Linde约50%、Newmont约-50%
这一差异源于无形资本(研发、品牌、客户关系)的期权特性——它们赋予企业未来扩张的“实物期权”,而传统有形资产(厂房、设备)的期权价值较低。第8段特别指出,本文的NOPAT估计已包含无形资产调整,这正是为了捕捉这一效应:调整后NOPAT增长率往往比传统NOPAT高2-4个百分点,直接提升PVGO现值。
续篇第7段提到Shefrin (2014) 和Gong et al. (2022) 关于“增长机会偏见”的研究。该偏见的核心机制是:投资者过度关注未来增长故事,低估了实现PVGO的风险。最新实验证据(如神经经济学研究)显示,当投资者面对高PVGO公司时,大脑杏仁核(情绪中枢)激活程度显著高于处理低PVGO公司,导致对折现率的主观低估。Gong et al. (2022) 的实证发现,在控制基本面后,高PVGO公司股票的超额收益平均为负(-0.35%/月),而低PVGO公司则为正(+0.28%/月),这一模式在2000-2020年间持续存在,且与Fama-French (1992, 1993) 的三因子模型解释力形成互补。
第10段引用Lev & Srivastava (2022) 解释价值投资近年表现不佳:传统价值指标(如低市净率)在无形经济时代失效,因为 高PVGO公司的账面价值低估了其无形资产。他们发现,若将无形资本(研发、品牌)资本化,则“价值”股与“成长”股的估值差距缩小约40%。这一发现与第8段的无形资产调整直接呼应:调整后的NOPAT使PVGO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真实增长潜力,从而修正传统价值投资框架的偏差。
房地产板块2025年Welltower、Prologis、Equinix均约75%,公用事业板块NextEra Energy约25%,Southern和Duke Energy接近0%
第11段引用的巴菲特2000年股东信,其核心观点是:PVGO并非免费午餐,市场往往为虚假增长故事支付过高溢价。巴菲特在信中强调,他更倾向于投资“确定性增长”而非“期权性增长”——即那些已通过持续竞争优势验证的PVGO。例如,他拒绝投资科技股(尽管当时PVGO极高),因为其期权价值依赖难以预测的“技术突变”。这与后续行为金融研究(如Shefrin, 2014)的结论一致:高PVGO本身不是错误,错误在于投资者用过高折扣率(或过低风险溢价)估计其价值。
| 研究 | 核心发现 | 方法 | 对本文的启示 |
|---|---|---|---|
| Kester (1984) | PVGO可分离为期权价值,需用期权定价模型 | 案例研究 | 奠定PVGO理论框架 |
| Danbolt et al. (2002) | PVGO对输入参数(波动率、增长率)极度敏感 | 敏感性测试 | 强调本文需谨慎设定参数 |
| Shefrin (2014) | 投资者系统性高估PVGO(增长偏见) | 行为金融+实证 | 提醒本文需考虑市场非理性 |
| Lev & Srivastava (2022) | 价值投资失效因忽视无形资产PVGO | 资本化调整模型 | 支持本文无形资产调整的合理性 |
| 本文(Morgan Stanley) | 调整NOPAT后PVGO更准确 | 会计调整+估值模型 | 构建新方法的核心创新 |
尽管续篇列举了多篇文献,但 PVGO与宏观经济周期的交互作用 仍待系统研究。例如,在低利率环境中(如2010-2020),PVGO占比显著上升(因折现率下降),但2022年加息后急剧缩水。这一动态对本文的“持续性”假设构成挑战。此外,PVGO的“负面期权”(如未来竞争导致价值毁灭)在文献中讨论较少——例如,高PVGO公司若未能实现增长,其股价暴跌幅度往往远大于低PVGO公司。这可能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