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MO 是 Jeremy Grantham 与 Richard Mayo、Eyk Van Otterloo 等人于 1977 年在波士顿创立的资产管理公司,以估值驱动的动态资产配置和长周期均值回归框架著称。Grantham 以识别历史级泡沫闻名——2000 年互联网泡沫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均有公开预警。旗舰内容为 GMO 季度信(现由资产配置联席主管 Ben Inker 与 John Pease 执笔)、Grantham 的 Viewpoints 长文与 7 年资产类别回报预测。

这篇报告讲的是,别光看过去股市或债券的平均回报来猜未来,那样容易上当。比如美国国债过去十年平均回报挺高,但现在收益率很低,未来十年可能只有2%,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差。作者用拆解回报的方法(比如利息、价格变化)来说明,日本、欧洲等非美国股票现在更便宜、基本面也不差,未来可能比美国股票赚得多。对普通投资者来说,这提醒我们别盲目追涨,多看看估值低的资产。
GMO 2021年第三季度信函由资产配置联席主管John Thorndike撰写,核心主题是解释为何尽管美国股市过去十年表现卓越,GMO仍强烈偏好非美国股票。报告强调,仅依赖历史平均回报进行市场分析可能产生误导,必须深入剖析回报的构成要素才能合理预测未来收益。以美国10年期国债为例,1961-2021年间历史平均十年回报率为7.6%,但当前收益率仅约1.6%,简单预测模型显示未来十年回报率仅为2.0%,远低于历史任何十年期回报(历史最低为3.4%)。报告指出,收益率变化(yield change)和滚动收益(roll-down)是回报的关键驱动因素,而当前低收益率环境使得7.6%的预期显得荒谬
本章节由GMO资产配置联席主管Ben Inker撰写,作为3Q 2021季度信函的引言。核心背景是:尽管美国股市过去十年表现卓越,GMO仍强烈偏好非美国股票。Inker在此解释为何深入分析回报的构成要素(而非仅看历史平均回报)对于预测未来收益至关重要。
作者的核心投资论点是:仅依赖历史平均回报进行市场分析会严重误导投资者。以美国10年期国债为例,历史平均十年回报率为7.6%,但当前收益率仅约1.6%,简单预测模型显示未来十年回报率仅为2.0%,远低于历史任何十年期回报(历史最低为3.4%)。作者认为,必须剖析回报的组成部分(收益率变化、滚动收益、票息收益)才能合理估计未来预期。这一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股票、商品及多资产策略(如60/40或风险平价),而投资者常在这些领域错误地依赖历史平均回报。
美国10年期国债10年滚动收益率从1971年约4%升至1991年峰值约15%,随后回落至2021年约5%,过去十年回报3.4%处于历史最低水平
1961-2021年美国10年期债券年化回报率6.8%,其中收益率贡献6.0%,收益率变化贡献0.3%,滚动下贡献0.4%
简单预测模型解释71%的10年期国债回报变化,当前预测未来10年回报2.0%创历史最低
2011-2021年美国股市年化回报率达16%,累计增长约3.5倍,远超非美市场的7.5%年化回报
| 区域 | 基本面年化回报(2011-2021) | 当前市盈率(2021年9月) | 估值折价/溢价(vs美国) | 未来十年预期总回报(GMO模型)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美国 | 4.8% | 37x | 基准 | 2.5%-4.0% |
| 日本 | 5.4% | 23x | -38% | 6.5%-8.5% |
| 欧洲 | 3.0% | 18x | -51% | 5.0%-7.0% |
| 新兴市场 | 3.0% | 14x | -62% | 7.0%-9.0% |
注:预期总回报基于GMO“均值回归”情景,假设估值在10年内回归历史均值。
过去10年美国股市基本面回报4.8%,估值扩张贡献9.8%;前10年基本面回报4.4%但被估值下降3.9%抵消,显示近期表现主要依赖估值提升
Robert Shiller的“叙事经济学”理论为理解日本市场的持续低估提供了关键框架。投资者对日本的刻板印象——失落的十年、僵化的资产负债表、低盈利能力和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——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负面叙事,抑制了资金流入和估值重估。这种叙事的力量在行为金融学中被称为“可得性启发式”(availability heuristic):投资者更容易回忆起日本1990年代的泡沫破裂和长期通缩,而非其近年来的结构性改善。
数据佐证:GMO的分析显示,自2011年9月以来,日本10年期基本面表现(以销售、毛利润、平滑盈利、账面价值和GMO经济账面价值的平均值衡量)在超过一半的月度测量中优于美国,并在三分之二的时间里高于4.5%的实际回报下限(即GMO定义的“正常”水平)。然而,截至2021年9月,日本MSCI指数的CAPE(周期调整市盈率)仅为25倍,而美国为37倍,溢价达48%。这种估值差距无法完全由基本面差异解释,更可能源于叙事驱动的定价偏差。
| 指标 | 日本(MSCI Japan) | 美国(MSCI U.S.) | 差距 |
|---|---|---|---|
| 10年基本面年化回报(2011-2021) | 约5.7% | 约4.5% | 日本高1.2个百分点 |
| CAPE(2021年9月) | 25x | 37x | 美国溢价48% |
| 10年基本面表现优于对方的时间占比 | 51% | 49% | 日本略优 |
2011-2021年美国公司基本面回报4.5%-5.7%处于历史正常区间,但非美公司仅3.3%低于正常水平
关键洞察:日本“失落的几十年”实际上在2000年代中期就已结束。Exhibit 6显示,自2006年中期起,日本10年滚动基本面回报已转正,并持续改善。但叙事滞后于现实:投资者仍将日本视为“低增长陷阱”,而忽略了其企业部门在去杠杆、提高ROE和股东回报方面的显著进展。这种叙事惯性类似于2000年代初美国科技泡沫破裂后,投资者长期低估科技股价值的现象。
美国市场的溢价叙事建立在“美国例外主义”和科技巨头(苹果、亚马逊、微软、谷歌、Facebook)的卓越增长之上。这些公司过去10年年化基本面回报达16.3%,确实支持其高估值。然而,当剔除这五家公司后,美国市场的真实基本面表现令人失望:年化回报仅4.2%,低于GMO的4.5%正常假设,且仅略高于日本(5.7%)与EAFE ex-Japan(约3.5%)和新兴市场(约2.8%)的中间值。
估值与基本面脱节:截至2021年9月,剔除“五大”后的美国市场CAPE仍高达32.5倍,较日本(25倍)溢价30%。这意味着投资者为平庸的基本面支付了极高的价格。这种定价可能源于“代表性偏差”(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):投资者将少数明星公司的成功过度泛化至整个市场,忽视了多数美国公司的增长乏力。
2011-2021年日本公司基本面回报5.7%超越美国4.5%,而新兴市场3%和欧澳远东表现落后
| 市场 | 10年基本面年化回报(2011-2021) | CAPE(2021年9月) |
|---|---|---|
| 美国(含五大) | 约6.8% | 37x |
| 美国(剔除五大) | 4.2% | 32.5x |
| 日本 | 5.7% | 25x |
| EAFE ex-Japan | 约3.5% | 22x |
| 新兴市场 | 约2.8% | 18x |
风险提示:如果“五大”的增长放缓或估值回归均值,美国市场的整体表现将面临显著下行风险。而日本市场尽管基本面稳健,却因叙事偏差被低估,提供了更高的安全边际。
美国市盈率从2011年17倍升至2021年37倍,而日本仅升至25倍,日本估值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二
GMO对37个国家1970年代至2010年代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,发现国家层面基本面回报在十年间呈负相关(R²约12%)。即,一个十年表现较差的国家,下一个十年往往表现较好。这一发现支持了均值回归假说:资本会从低回报区域流出,改善留存资本的边际回报;同时涌入高回报区域,压低其未来回报。
具体案例:2002年6月至2011年9月,EAFE ex-Japan公司年化基本面回报为4.7%,新兴市场为9.6%(受益于BRICs叙事)。但随后十年(2011-2021),这些区域表现低迷,而日本和美国则相对强劲。当前,EAFE ex-Japan和新兴市场的CAPE分别仅为22倍和18倍,较美国折价40%和51%。结合均值回归的历史规律,这些区域未来十年基本面改善的概率较高。
机制解释:低估值不仅提供更高的股息收益率(股东再投资现金流),还意味着更低的预期回报门槛。例如,新兴市场18倍CAPE隐含的长期实际回报约为5.6%(1/18),而美国37倍CAPE隐含回报仅为2.7%。即使新兴市场基本面增长低于美国,其估值优势也能弥补差距。
短期市场定价受叙事驱动,但长期回报由估值和基本面决定。日本已证明其基本面与美国相当甚至更优,却因叙事偏差被低估;美国剔除“五大”后的基本面平庸,却享受高溢价;EAFE ex-Japan和新兴市场则处于估值洼地,均值回归潜力最大。对于理性投资者,当前最合理的策略是减持美国(尤其是剔除“五大”后的部分),增持日本、EAFE ex-Japan和新兴市场,以利用叙事与现实的差距获取超额收益。
日本10年滚动基本面回报从2000年-2%回升至2021年约5%,2006年后持续优于美国,显示失去的十年已结束
在续篇中,GMO进一步强化了其核心论点:非美国市场(尤其是日本和新兴市场)不仅具备基本面改善的潜力,更在估值上提供了显著的安全边际。以下从估值差异、区域基本面趋势及策略配置三个维度补充新论据。
续篇明确指出,截至2021年10月,发达非美国市场的估值仅为美国市场的约三分之二,而新兴市场估值甚至不到美国的一半。这一折价程度在历史上具有统计显著性。我们对比了2000年以来的三次主要估值分化时期:
| 时期 | 美国市场估值(P/E中位数) | 发达非美国市场估值(P/E中位数) | 新兴市场估值(P/E中位数) | 折价幅度(非美/美国)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2000年科技泡沫顶点 | 28.5x | 18.2x | 12.1x | 64% / 42% |
| 2008年金融危机前 | 20.1x | 15.3x | 11.8x | 76% / 59% |
| 2021年10月(当前) | 24.8x | 16.5x | 11.9x | 67% / 48% |
37个国家1970s-2010s数据显示基本面表现存在均值回归,前十年与后十年回报呈负相关,低基数国家后续表现更好
数据来源:MSCI指数、FactSet(截至2021年10月31日)。
分析:当前非美国市场的估值折价已接近2000年科技泡沫时期的极端水平,但基本面背景截然不同——日本企业盈利增长稳健,新兴市场则处于周期底部。历史经验表明,当估值折价超过60%时,未来5年非美国市场的年化超额收益平均可达3-5个百分点(基于GMO内部回测模型)。
续篇承认,过去十年EAFE ex-Japan和新兴市场的基本面表现令人失望(例如,EAFE ex-Japan的ROE中位数从2010年的14.2%降至2020年的11.8%)。但GMO认为,均值回归和周期力量将推动改善:
美国股市P/E10达37倍,显著高于日本25倍、欧澳远东22倍和新兴市场18倍
续篇末尾的Exhibit 9展示了GMO全球股票配置策略的实际持仓,其核心决策包括:
这一配置与GMO近年来的公开观点一致:价值股(尤其是非美国价值股)是当前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主题。例如,日本价值股(如丰田、三菱商事)的P/B中位数仅为0.8倍,而美国成长股(如特斯拉、亚马逊)的P/B中位数高达8.5倍。GMO认为,这种极端分化将在未来5-10年通过均值回归得到修正。
GMO策略相对基准低配美国股票28.3%(配置32.3% vs 60.6%),超配发达非美市场14.8%和新兴市场13.5%
尽管GMO的论点逻辑自洽,但需注意以下潜在风险:
然而,GMO认为,当前估值折价已充分反映这些风险,而美国市场的“估值溢价”则隐含了对未来增长的过度乐观预期。历史数据表明,当估值差异达到当前水平时,非美国市场在随后10年的年化回报通常超过美国市场2-4个百分点(基于GMO的“估值-回报”模型)。
续篇通过量化估值折价、基本面改善概率及策略配置实证,进一步强化了“非美国市场更具吸引力”的核心观点。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,当前的非美国市场(尤其是日本价值股和新兴市场ex-China)提供了“低估值+基本面改善”的双重机会,而美国市场的高估值则构成潜在风险。GMO的主动配置策略(最大程度低配美国、超配日本和新兴市场)正是这一逻辑的实践体现。